技不如人，还是骨子里就自卑？
我们向日本学习，未必是学人家怎么写，可能学学人家怎么包装自己更重要！”
张潮乐了，又有新观点出现了。确实，目前中国的出版物在“外观”上还是十分粗糙的——从封面设计到书本装帧，甚至都不如一些落后国家。
这时教室后排传来清脆掌声，一个身穿藏袍、袖口露出半挂佛珠的康巴汉子站起身，他叫罗布次仁，嗓音像雪山融水般清冽：“在LS八角街，印度香、尼泊尔铜器和义乌小商品都摆在同一家铺子。游客觉得都一样，都是我们当地的文化。
我却感觉到焦虑，这是一种金钱驱使下的商品同质化——说来说去，我们学习‘日本文学’目的就是为了成为第二个‘日本文学’吗？
如果‘遣日使’带回来的是像考试的‘答题模板’一样的‘文学发展模板’，那我回家放牦牛好了！”
“但模板能活人！”毕亮激动起来，“前几年我们引进的日本爱情《情书》，还是再版，结果首印三万册一周售罄。同期出版的本土文学，也是爱情主题——我就不说哪一部了——首印五千册还在仓库落灰。你知道编辑说什么？‘现在的，加点日式元素更好卖！’
我们讨论文学可以天马行空，但是真刀真枪到市场上去干，不学人家的怎么行？”
一直沉默的周嘉宁突然开口了，这个毕业于复大中文系的上海作家说道：“2003年我去参加过一个「亚洲青年作家论坛」，有位日本来的编辑问我‘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村上春树？’
我的回答是‘因为我们有王安忆。’当时只是一种‘急中生智’的胡乱应付，但现在想来，这个问题本身就像问东京为什么没有东方明珠——文学非要追求‘某某第二’，才是真正的精神屈服。”
教室里又陷入一阵沉默，互相说服不了对方的学员，都把目光看向张潮。
张潮梳理了一下刚刚众人的讨论，开口道：“首先，当我们用诺贝尔奖、海外销量、衍生品产值作为文学价值的丈量标尺时，是否正在把文学变成出版公司或者文化的财务报表？
身为「潮汐文化」这个文化公司最大的受益人，我个人倒是对此没有什么意见——但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这次去日本的不该是‘青年作家’，而是‘青年编辑’才对吧？”
教室里响起了低笑声，毕亮的脸红了起来，不过还是很真诚地道道歉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偏离了主题。可能是做编辑的经历影响了我，让我偏向于从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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