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十年代末，汪增其被批判，下放到武城的农场去刨粪，他只能苦中作乐。
回家探亲的时候，他跟妻子笑着说冬天刨粪根本闻不到臭，崩到身上的也都是冰渣子，一抖就落地上了。
却不谈在零下一二十度的户外，他铲着这样又臭又硬的冰碴，做着与自己身体和精神完全不匹配的工作，到底是怎样的磨砺与辛酸。
后来那个年代，他在京剧团醉心创作，写就了《沙家浜》等好几个经典戏剧，传唱一时，可是结果等到事情平复，他反而又因为参与这些工作被调查。
当年写得有多好、有多受欢迎，此刻受到的反噬就有多强烈。
就这样，汪增其谨小慎微的生活到了1980年，若不是好友们的支持和人民文学、燕京文学这些编辑们反复的鼓励、做工作，也许他早就已经彻底放下他写作的笔。
结果当他拿出一部《受戒》，把人世间的美好与纯真写得淋漓尽致，却被人质疑为“写的挺好，但这有什么意义？”
直至今时今日，在刘培文的座谈会上，汪增其依然要躺枪，依旧要咬牙忍受别人的嘲讽。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刘培文心中越想越气，等到该他发言的时候，这股抑制不住的怒意已经成为了一柄利剑。
于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就是暴论。
“刚才听了诸位同仁的点评和分析，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吧。”刘培文淡淡地说。
“我认为，今时今日，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文学必须要有所批判，有所揭露，而不可以歌颂美好，不可以表达人世间的美，不能单纯只为讲好一个故事而努力，那他就是文学的罪人！甚至是文学的掘墓人！”
“刘培文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给谁扣帽子呢？”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，站起来斥道。
“我没有给任何人扣帽子，我说的是有人，也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，请不要急着对号入座。”刘培文也没起身，就坐在那里继续平淡的说着话。
刚刚站起来的人立马尴尬了起来。什么意思，对号入座的是我对吧？
“咱们国家的文艺发展的标准，一直是双百方针，”刘培文继续说，“其核心精神就是文学艺术应当可以自由的发展与讨论。文学应不应该响应社会发展需要？应不应该有批判的作用？当然应该、太应该了。”
“但是如果因为有需要，就认为文学只能用来批判、揭露，不能歌颂美好，那这样的文学，还能叫做文学吗？”刘培文质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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