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忽然说让高务实放心大胆去做霍光，这件事一开始的确让高务实颇为吃惊。毕竟在这个儒家思想已经深入社会各方各面的时代，霍光那种擅行废立之举无疑是对皇权的大不敬，而对皇权大不敬就是有违儒家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纲常伦理的。
无论你这废立是不是对大汉王朝实际上有着莫大好处，甚至你擅行废立本身就是因为你忠于先帝的意志，总之都不行。只要你做了，你就是乱了纲常，就是乱臣贼子。
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，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，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，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，他转念一想，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“去做霍光”了。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，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。
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，或者说，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。
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，“诸事皆先关白光，然后奏天子”，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“关白”一职的来历，可见影响之深远。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，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。
换言之，霍光掌权时，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，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，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。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，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。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“今上”的种种不端，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——这皇帝再干下去，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。那么，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。
然而大明呢？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，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，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，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。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，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。
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，或者没听说过“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”。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，这可以举两个例子：
一个例子是，南明的皇帝、监国动不动就换，但是也有没哪个老朱家之外的“兵强马壮者”去“为之”，而是一个个都乖巧地去奉某位朱明宗室为皇帝。至于他们自己，宁可做权臣，也不敢轻易自立为帝。连李自成、张献忠的余部都聪明地转投了南明——哪怕那时候的南明只剩一张虎皮。
另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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